张居正与冯保被打击后的万历时期，整体政治状况并不理想，但前后也有所不同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大学士赵志皋在一份奏疏中提到：“自皇上亲政以来，朝政勤勉，勤于日常政务，五夜早起，关心百姓疾苦，召见辅臣，听取各方意见，广开言路。因而上者精诚治国，下者震慑守职，朝中大臣敬业，百官勤奋，社会安定、太平。”然而，赵志皋也指出，最近一段时间朝政略有松懈，治安有所下滑，令人担忧。万历皇帝也曾对此有所反思。万历二十五年，他在一份诏书中说道：“回顾早期，我也曾全心投入，严肃处理政事。只是随着年岁增长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，越来越依赖休养，祭祀之事也未曾亲自参与，朝政日渐疏漏，出现了许多滞后，忠言少闻，民间疾苦无人知晓。”在万历四十八年，他颁布的遗诏中写道：“回顾我刚登基时，谨慎处理朝政，誓不辜负前任托付。然而，随着年岁和病痛的缠绕，政治事务逐渐落后，百姓生计困顿，边防压力增大。”至于万历政治恶化的具体时间，历史学者有不同看法。有人认为从万历十五年开始，另一些认为从万历十六年开始，或是万历二十年才显现出问题。从整体情况来看，这一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万历十四年以前，政治状况良好，而从万历十四年下半年开始，政治逐步下滑，直到万历二十四年几乎走向衰退。

万历十四年前，政治形势之所以较好，和明神宗当时的勤政密不可分。从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起，张冯两位大臣被打压后，明神宗开始认真投入治理，开启了短暂的“励精图治”时期。

作为新皇帝，明神宗一开始充满热情，力图展示自己的治国才能。这个时期，他的政绩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。

首先，明神宗勤于政务，几乎亲自处理各项事务。比如在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，北京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。为了祈雨，明神宗亲自前往南郊祭祀。在百官的陪同下，他步行前往，途中一度历时二十里，对于平时依赖轿子的皇帝来说，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祭祀结束后，尽管有人建议让他乘坐轿子回宫，明神宗依然坚持步行回宫，表现出了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决心。再比如，万历十三年五月十九日，明神宗亲自主持了久违的“辅臣召对”制度，这是明朝自孝宗以来近百年来首次恢复这一传统。

其次，明神宗关心民生，倾听百姓疾苦。海瑞曾在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称赞他道：“自张居正刑法严苛之后，皇上始终以百姓为念，政务公正，不让百姓遭受苛待。”万历十四年三月，礼部的陈述也指出，皇帝十分关心民生，每年都会发布多项惠民政策。

第三，重视农业生产。万历十三年，徐贞明被任命为京畿水田的督察，负责治理水利设施，进行大规模的灌溉工程。徐贞明早期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如修建了近四万亩水田，但由于一些地方势力的阻挠，最终未能继续下去。虽然此事未能彻底完成，但也表明当时的明神宗，至少在思想上还是希望能够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。

第四，注重选拔有能力的官员。万历十一年，明神宗作出了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，升任了一些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官员。例如他任命郑雒担任宣大总督，并升孙光裕为四川巡抚，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展现了卓越的能力。然而，明神宗始终主张官员的选拔应依据实际能力，而非单纯依赖资历和年限。

第五，接受臣下批评，倾听不同意见。万历十四年，礼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，由于过多的额外征税和军事征调，民众生计困难，亟需改进。明神宗没有生气，反而表示欣然接受，并命令相关部门进行深入调查。

虽然这一系列政绩确实展现了明神宗的积极治理意图，但这段“励精图治”的时期持续时间不长，仅为昙花一现，之后的政治状况逐渐堕落，成为历史上的一大遗憾。